第一次讀卡繆。《異鄉人》應該是比較有名的，也聽說是比較容易入口的。但是就是機緣巧合先把《鼠疫》拿起來。

作者把瘟疫描寫得鋪天蓋地。寫俄蘭城的市民變成「瘟疫下的囚徒」，他們不過是「硬要幻想他們還能像自由人一般的行動」。寫他們「再也沒有甚麼個人命運、只有由瘟疫和各種共同享有的情感所構成的集體命運」。城門一關，城內市民與外界隔絕，連電報也不太能打出去，居民只能在熟悉的城鎮內過著陌生的生活。

這樣，看起來就非常有趣，像是有一個封閉式的社會實驗。鼠疫基本上就是一塊照妖鏡。在這種極端情況，每個人的選擇也就反映了內心最真實的想法。而我認為，這小說其中一個好看的地方是，那些人的選擇很合理、很人性。

比如說，即使一同感受著瘟疫帶來的「放逐感和被剝奪感」，城內的居民也沒有特別團結甚麼的。基本上人人自危還是比較多，更多的是那常見的雙重標準。就是，如果我的家人染上瘟疫，當然不能被關進那隔離醫院等死；其他不相干的人就當然應該送進去，不然感染更多人（即是我）怎麼辦？因為最近接觸這種雙重標準的投訴比較多，所以覺得這種觀念實在是相當普遍。

同時，鼠疫使得那些那些每日低頭忙著賺錢的市民無法再照著同樣的軌跡走下去。他們希望瘟疫終有一天會解決，但那天看似遙不可及，所以他們「不再去瞻望未來，並且老是只把眼光釘牢在他們腳下所踩的那塊地方」。但這種美其名為「活在當下」的價值觀，作者將其定性為一種「敷衍當前困境並且放棄反擊的習慣」。他指那些人不是「在人生中生活」，僅是「沿著一條中間路線在人生中漂浮」。這種人生觀熟悉嗎？難道不像香港人那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觀念－－因為終有一日會離開、香港一切會終結，所以不必在此花心思想將來，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好？即使沒有瘟疫，我們－－至少不少人－－都選擇在人生中漂浮。而作者的預言是，這種心態所得的「只是惡劣報酬」。

主角李爾醫生選擇投入與瘟疫的戰爭中。看似高尚，然而他一直強調的是，他不過是做「合理」的事。他說：「我想，英雄主義與神聖義務，實在對我沒有吸引力。我所關懷的只是做人而已。」不過是做人應該做的合理的事罷了。在某一特定時刻，在有限的選擇中跟隨自己的心意做出了某種選擇，才是最理性、合理的事。醫生和他的朋友或早或遲都選擇對抗瘟疫。

故事分成五章，第一章寫瘟疫的開始，第二章寫不同的角色的經歷。第三、四章說實在相當難捱，因為沒甚麼劇情可言，所有東西都是拖拖拉拉的──我讀時想，也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文學效果。因為小說入面的事實正正就是抗疫毫無進展，每天都是成批成批人死去，然後又一堆重症患者被送進醫院。感覺就像是作者透過這種筆法把俄蘭城的困境「實時」的表達出來：我們讀時有多痛苦，居民的生活就有多磨人。

瘟疫，在書中是致命的鼠疫，象徵的是各種惡意evilness。

醫生的朋友塔霍說：「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有瘟疫；沒有誰，在這地球上沒有誰能夠免掉。同時我也曉得：我們必須不斷地注意自己，否則就會在疏忽之間對別人臉上呼吸，而將瘟疫緊附在他們身上。惟有微生物才是純乎自然的。其他一切－－健康、正直、純潔（如果你喜歡的話）－－都是人類意志中的，以及一種必須永不動搖的警覺性中的產物。一個好人，那種幾乎不傳染任何人的人，就是一個極少鬆懈注意力的人。」

不過有一段我不太明白：

這些人（指協助抗疫的人）都冒著生命危險。然而，一次又一次地，歷史上出現過某些時期，一個敢說二加二等於四的人竟被處以死刑。⋯⋯所以，明白這個算法會得到甚麼樣的獎賞或懲罰，並不是問題之所在。問題全在於是否知道二加二等於四。對於那些曾在這種狀況中冒過生命危險的人而言，問題只在於瘟疫是否已經降臨到他們頭上，是否他們必須加以反擊。

我想應該要找另一個版本看一看。

最後引一段於我心有戚戚然的文字：

他們在感情方面，也像在體力方面一般地消瘦了。在瘟疫初起時，他們對於不在身邊的人，具有鮮明記憶，並且沈痛地自感有所損失。後來，雖則他們仍能清楚地憶起所愛者的面目、聲音、笑貌，並且在他們目前的回顧中，也還記得曾在這個或那個場合中，彼此相處極端愉快，但卻很難想像那個他、或她，當自己急力拼湊這些回憶的時候，可能在做些甚麼事情。簡而言之，在這樣的時刻中，記憶力儘（盡）了它的本份，但想像力卻失去作用。到了瘟疫的第二階段，他們連記憶力也失靈了。並不是他們忘記了那張臉孔的本身，而是──那張臉孔失去了肌肉實質，於是他們再也不能從記憶的鏡子裏看到它了。

生活成那樣，最害怕的都不過如此吧。